釋大別山

清•洪亮吉

今俗以漢水入江左側之山爲大別山，始見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余毎不爲然，今細核之，益知無據。

《尚書正義》稱鄭康成注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西南。”《漢書•地理志》：“六安國，安豐縣。”班固云：“《禹貢》：‘大別山在西南（孔穎達《尚書正義》云地理志無大别，唐人踈謬皆此）。’”酈道元稱：“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云‘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康成注經如此，孟堅著史若彼。春秋土地京相有其明徵，《禹貢》山川，漢儒均無別義。此一證也。

《水經》：“江水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道元注云：“江水又東，逕魯山南，古翼際山也。”《地說》曰：“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旁者也。”自道元注經，以迄君卿作典，祇摽魯翼之名，無有别山之號。此二證也。   

首疑大別山不在安豐者自杜預，預於地理旣非所長，然終不敢遽指翼際山爲大別。蓋其時去漢尚近，而同时裴秀、京相璠等，于地理又屬專家。必知翼際、大别二山不可混而爲一，故止云。然則二別在江夏界，姑設疑詞以啟來惑，而究不能定指一山，奪茲舊義。此三證也。

必知翼際非大別山又實有據！道元于“江水”下引《地說》云：“漢與江合于翼際山旁。”于“沔水”下又引《地說》云：“漢水東行，觸大別之坂。南與江合。”夫同云地說，則必岀於一人或一書。而一則云翼際之山，一則云大別之坂，各摽一號，明係二山。此四證也。

杜預之所疑者，不過因《左傳•定公四年》：“呉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大別。”以爲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在安豐。今細繹傳文，呉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則呉師在漢北，楚在漢南。楚司馬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蓋欲子常在漢南，沿水与之上下以綴呉師，而巳則往漢北，故云：“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今方城山在南陽府葉縣南。大隧、直轅、冥阨皆在汝南府信陽州界，均漢水以北之地也。下又云：“子濟漢而伐之。”蓋楚都郢在漢南，濟水始至漢北。及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則巳在漢北矣。推此，則大别、小別皆淮南漢北之山。大別旣在安豐，則小別在今光、黄之間。豈有呉師自淮而南，未及交戰先自退五、六百里之地，至今之沔口者乎？且楚都郢，卽至沔口，亦不過沿漢而東，何得云“濟”？此五證也。

夫師行三十，吉行五十。至于轉戰，則道里不常。若疑距漢稍遠，則《傳》所云大隧、直轅、冥阨，及下云塞城口而入，皆距漢在五百里以外，又可以去漢較遠疑之乎？此六證也。

夫欲求大別、小别所在，必先求柏舉所在。柏舉之地，杜預不詳。高誘注《呂覽》，京璠釋《春秋》，雖或云“楚鄙”，或云“漢東”，皆無指實。惟墨子《非攻篇》云：“呉闔閭次注林，岀于冥阨之徑，戰于柏舉中。楚國而朝，當子常不從司馬之計，濟漢轉戰至於柏舉。其時呉巳出隘而西楚事不可爲矣夫。”云“出隘而西”，則巳岀今信陽州之隘卽上所云大隧、直轅、冥阨也。據此而推則柏舉當在今黄、隨左右。京相璠云：“柏舉在漢東。”最諦又按，《水經注》：“舉水出龜頭山，今山在黄州府麻城縣東。相近有黄蘗山。”《圖經》亦云：“舉水出黄蘗山也。”蘗、柏聲同，則柏舉或卽在此。吉甫亦知春秋柏舉爲龜頭山，而乃移二別至漢南入江之處，可乎？又《傳》文云：“自小别至于大别，三戰。”下始云：“二師陳于柏舉。”則并當求自大別至柏舉之道。今麻城縣東北至河南商城縣七十里，商城縣東至安徽霍邱縣一百十五里。而龜頭山又在麻城縣東六十里，大別山又在霍邱縣西南九十里。則自大別西至柏舉實不岀三十餘里，可以按圖而索。此七證也。

柏舉下卽云：“呉從楚師及清發。”杜預不注所在。《水經》：“溳水又南，過安陸縣西。”道元注：“左傳定公四年，呉敗楚師于柏舉，從之及于淸發。”蓋溳水又兼清水之目矣，是清發在安陸縣。漢安陸縣，兼今德安府安陸、雲夢二縣界。今考麻城西南至黃陂縣七十里，黃陂西至孝感縣六十里，孝感西至雲夢縣十里，是柏舉至清發又約百三、四十里，皆自東北而漸至西南。此八證也。

下又云“敗諸雍澨”。《禹貢》云：“過三澨至于大別。”鄭注：“三澨，水名，在江夏竟陵之界。”今澨水在安陸府京山縣，西南南流入天門縣，爲汊水。雍澨或取雍遏之義，與沔水有死沔之稱同（吉甫又以爲，岳州巴陵縣南十一里之氵邕  湖

足下于氵邕  反入下，《正義》取之，無論近舍《禹貢》，遠取唐賢。今考巴陵又在荆州府東南四、五百里，又隔大江。呉欲至郢，必不反越郢而遠詣巴陵。司馬自息還敗呉師于此，司馬必不舍國都而遠趨江外。其種種謬誤殊不足辯。又氵邕  湖本名翁湖，見道元注，其水實沅、湘、澧、汨之餘波，非河水決出而復入者。足下欲明雅訓而反引此以汨經殊非所望矣）。蓋至此漸趨而南，距郢都不過一百餘里。故下復綂而言之云“五戰及郢”也（傳文及字甚明，斷無越郢而反至巴陵之理）《傳》又云：“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敗呉師于雍澨。”雍澨正在息及郢之中，道里适合。蓋《禹貢》導水由西而東，故先言三澨，而後及大別。呉師入郢則自東及西，故旣至大別，乃及雍澨。非特釋《左傳》地名，益可證《禹貢》山水，千年疑竇，一旦豁如。此九證也。

次又當求豫章所在，而二別益可推。杜預釋地云：“柏舉之役，呉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南。後徙在江南之豫章，杜之意，蓋以春秋時柏舉、豫章皆當在江北淮南也。夫云江北淮南，則正今霍邱縣大别山所在矣。杜得之于柏舉、豫章，而失之于大别、小別，則不察也。然因此益信漢儒詁經及著史之確，雖疑之者亦無心與之發明（又按定公二年《傳》文，呉人見舟于豫章而漝師于巢，巢卽今巢縣，與霍邱皆在江北淮南）。此十證也。

《傳》文云：“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杜預注：“司馬至息，聞楚敗，故還。”息，卽今光州息縣。而大别山實在今光州、固始縣與安徽霍邱接壤處，距息止二百里。蓋司馬欲與子常夾擊呉師并毁淮汭之舟，至此聞敗乃反。則大别山又近息可知。此十一證也。

又司馬云：“我自後擊之。”蓋呉師自淮汭舍舟，西南趨。子常濟漢擊之，正出呉師之前。司馬自息取道至淮汭，則出呉師之後。一則當其軍鋒，一或邀其輜重。此十二證也。

又今漢川縣小別山者，本名甑山，隋立甑山縣，取名于此。强名爲小別，亦始吉甫（《元和郡縣志》：“小别山在汉川縣東南五十里，春秋呉伐楚，令尹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别至于大别。”卽此）。夫二別之山見于經傳，如果有可牽合，則京相、道元等何並不言？且杜預正以大别致疑，若小別可指實，則無難由西驗東、因一得二。而卒無一言，可知非實。此十三證也。

且因此小别之疑，并識今内方之妄。《漢書•地理志》：“江夏郡，竟陵縣。班固云：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内方山今山在安陸府鍾祥縣西南，接荆門州界。”而漢川縣之有内方山，亦始吉甫。至樂史遂據以爲《禹貢》内方矣。尋其初，不過泥漢水以强求二別，又因二別而僞立内方，而極其弊。則《禹貢》一章，隨其竄易，《春秋》諸地，皆可强名。若又信彼虛詞，刪諸古義，則必宋唐以上絶無地理之書。樂、李以前，并乏淹通之士而後可。此十四證也。

總之後人之流傳，因吉甫之附會，吉甫之附會，成于杜預之致疑。然預之咎尚可解釋者，預注云：“二别在江夏界。”今考晉初江夏郡，尚兼今信陽、羅山諸州縣界，則與京相璠在漢東之說，尚不甚遠。非若吉甫，終日釋地而尚不知郢在漢南。吳來淮汭，百程遙隔，忽求縮地之方，二別强名，乃有移山之術。予故謂“小顔注史，反汨班書；吉甫繪圖，全乖禹蹟者”，此也。

（摘自《洪北江诗文集》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