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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在提议迁湖广民众来川时，曾对战乱之后的四川人口籍贯作了简单的调查，张氏称：
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士……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所以见存之民，祖籍湖广麻城者更多。
二百年后，魏源在《湖广水利论》也说：
当明之季世，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
张、魏两人的说法见之于地方志、族谱、文集等资料中，同时也为现今的四川1人(含重庆)所津津乐道。在人们的闲谈中，“麻城孝感乡”这一移民来源传说的大概过程是这样的，明末清初，“八大王”张献忠入川，肆意屠杀川人，清朝占据四川后，从湖广，特别是麻城县孝感乡迁移了大量民众来川，以至现今大部分四川人的祖籍都来自孝感乡。
如果我们检视一下明以来中国移民祖源地传说，与麻城孝感乡齐名的还有山西洪洞大槐树、广东南雄珠玑巷、福建宁化石壁等地。这些移民传说的背后有着不同的历史意义，赵世瑜教授在对山西洪洞大槐树的解析中发现了蕴藏其后的北方族群关系变化的历史、卫所制度等地方基层制度的历史，而刘志伟教授则从南雄珠玑巷传说中读出了明初在广东的地方社会中，由于王朝政府编排里甲，面临入籍困境的土著、贱民为了能够被纳入王朝的户籍之中，而附会出来的一个祖源地传说。那么，“湖广填四川”、“麻城孝感乡”背后又蕴涵着什么样的历史深意呢?它是历史事实还是由地方精英建构出来的历史过程?它反映了老百姓怎样的期望与诉求?
虽然有学者认为有关湖广麻城县孝感乡的祖源记忆“大多都是虚构的家族起源记忆”，但此一记忆是如何来的，人们为何要构造出这样一个传说?就现在学界来说，至少已有三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对此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解释。
早在20世纪30年代，民国《南溪县志》的作者在谈及“湖广填四川”、“麻城孝感乡”说：
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往始，多言麻城孝感乡。核其人数，即使尽乡以行，亦不应有若是之伙。且湘楚州县与蜀邻比者，尽人皆可移住，何以独迁孝感一乡。岂偌大之川南，仅为一孝感乡人殖民之地乎?
因此，他认为，这里面可能有“冒其籍求萌以自庇”者，也就是从其他省籍移民冒籍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这一观点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可，如有学者认为，当大批外省移民涌人四川时，在身处异地的他乡，基于生存竞争的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身份无疑是一个较为明智的选择。而当时在所有移民中，来自于湖广两省的移民占了人口的主要部分。一些其他省份的移民可能隐瞒了自己的原籍，冒籍为湖广麻城人，以求得到所谓同乡的庇护和支持，这种附会湖广籍的移民无疑在数量上加强了“湖广填四川”的影响力。这样的解释对理解移民为何宣称自己来自“麻城孝感乡”，无疑会有帮助。但它不能解释，为何那些湖广的人总是自称为孝感乡人，而不称是随州人、武昌人或长沙府人。换言之，冒籍论能够解释非湖广人宣称自己是湖广人的问题，但不能解决湖广人自己为何宣称是孝感人的问题。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如果冒籍论要成立，那么得有一个值得大家改变籍贯的理由存在。即原籍麻城孝感的人一开始就在四川拥有很强势的地位，这样才使得后来者或其他人愿意改变原籍而冒籍。历史事实表明，并不存在原籍为麻城这样的人群。
葛剑雄教授在“冒籍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移民“从众心理”这样的解释角度。他认为，这个故事盛行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由于移民中的绝大多数是没有文化的贫民，经过在战乱中的辗转迁移，几代、十几代后的后裔已经不知道祖籍的确切地点了。二是明夏政权的文武官员或军人的后代，或系被征入伍，或系犯罪充军，即使子孙明白，也不想多加宣扬。等到子孙发迹，或家族繁衍，需要编造家谱，往往不知如何下笔，或者不便再写上祖宗低微的身份，所以其他家庭也都称自己是麻城孝感人。这个观点的问题在于，如果四川的绝大部分移民都宣称自己是麻城孝感乡人的话，那倒可以解释得过去，但是在四川各州县中，湖广籍移民并不占绝对的多数，只是相对的多数，而且还有地域之分，川东较川西、川南为多，而川北等地是陕西人的后裔占主导地位。
张国雄教授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与元末和明末麻城均有军事强人路过有关。元末红巾军首倡者之一的邹普胜，为麻城人，徐寿辉在蕲水(今浠水)称帝后，邹普胜以军功被任命为太师。麻城作为他们的首义之地，给他们的记忆便是元末战乱从麻城始，对他们的记忆影响深刻，独特的战争经历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影响，以致后来被视为故乡的标志。这样的解释在很多情面上都说不通，如果因为邹普胜是麻城人，大家就以麻城为记忆故乡的标志，那明玉珍作为堂堂大夏国的皇帝，应该有更多的人来以明玉珍的籍贯随州作为自己的祖籍地才更有道理。
总的来说，上述三家观点可以说是见仁见智，虽不能完全解释“麻城孝感乡”现象，但也都有自己的部分合理性。笔者在这里试着从文本的考察和移民历史传说的考订角度人手，来看看这个故事是怎么流传开来的，并分时期地来看这个故事在明清时代所具有的不同意义及其内涵
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士……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所以见存之民，祖籍湖广麻城者更多。
二百年后，魏源在《湖广水利论》也说：
当明之季世，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
张、魏两人的说法见之于地方志、族谱、文集等资料中，同时也为现今的四川1人(含重庆)所津津乐道。在人们的闲谈中，“麻城孝感乡”这一移民来源传说的大概过程是这样的，明末清初，“八大王”张献忠入川，肆意屠杀川人，清朝占据四川后，从湖广，特别是麻城县孝感乡迁移了大量民众来川，以至现今大部分四川人的祖籍都来自孝感乡。
如果我们检视一下明以来中国移民祖源地传说，与麻城孝感乡齐名的还有山西洪洞大槐树、广东南雄珠玑巷、福建宁化石壁等地。这些移民传说的背后有着不同的历史意义，赵世瑜教授在对山西洪洞大槐树的解析中发现了蕴藏其后的北方族群关系变化的历史、卫所制度等地方基层制度的历史，而刘志伟教授则从南雄珠玑巷传说中读出了明初在广东的地方社会中，由于王朝政府编排里甲，面临入籍困境的土著、贱民为了能够被纳入王朝的户籍之中，而附会出来的一个祖源地传说。那么，“湖广填四川”、“麻城孝感乡”背后又蕴涵着什么样的历史深意呢?它是历史事实还是由地方精英建构出来的历史过程?它反映了老百姓怎样的期望与诉求?
虽然有学者认为有关湖广麻城县孝感乡的祖源记忆“大多都是虚构的家族起源记忆”，但此一记忆是如何来的，人们为何要构造出这样一个传说?就现在学界来说，至少已有三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对此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解释。
早在20世纪30年代，民国《南溪县志》的作者在谈及“湖广填四川”、“麻城孝感乡”说：
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往始，多言麻城孝感乡。核其人数，即使尽乡以行，亦不应有若是之伙。且湘楚州县与蜀邻比者，尽人皆可移住，何以独迁孝感一乡。岂偌大之川南，仅为一孝感乡人殖民之地乎?
因此，他认为，这里面可能有“冒其籍求萌以自庇”者，也就是从其他省籍移民冒籍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这一观点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可，如有学者认为，当大批外省移民涌人四川时，在身处异地的他乡，基于生存竞争的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身份无疑是一个较为明智的选择。而当时在所有移民中，来自于湖广两省的移民占了人口的主要部分。一些其他省份的移民可能隐瞒了自己的原籍，冒籍为湖广麻城人，以求得到所谓同乡的庇护和支持，这种附会湖广籍的移民无疑在数量上加强了“湖广填四川”的影响力。这样的解释对理解移民为何宣称自己来自“麻城孝感乡”，无疑会有帮助。但它不能解释，为何那些湖广的人总是自称为孝感乡人，而不称是随州人、武昌人或长沙府人。换言之，冒籍论能够解释非湖广人宣称自己是湖广人的问题，但不能解决湖广人自己为何宣称是孝感人的问题。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如果冒籍论要成立，那么得有一个值得大家改变籍贯的理由存在。即原籍麻城孝感的人一开始就在四川拥有很强势的地位，这样才使得后来者或其他人愿意改变原籍而冒籍。历史事实表明，并不存在原籍为麻城这样的人群。
葛剑雄教授在“冒籍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移民“从众心理”这样的解释角度。他认为，这个故事盛行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由于移民中的绝大多数是没有文化的贫民，经过在战乱中的辗转迁移，几代、十几代后的后裔已经不知道祖籍的确切地点了。二是明夏政权的文武官员或军人的后代，或系被征入伍，或系犯罪充军，即使子孙明白，也不想多加宣扬。等到子孙发迹，或家族繁衍，需要编造家谱，往往不知如何下笔，或者不便再写上祖宗低微的身份，所以其他家庭也都称自己是麻城孝感人。这个观点的问题在于，如果四川的绝大部分移民都宣称自己是麻城孝感乡人的话，那倒可以解释得过去，但是在四川各州县中，湖广籍移民并不占绝对的多数，只是相对的多数，而且还有地域之分，川东较川西、川南为多，而川北等地是陕西人的后裔占主导地位。
张国雄教授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与元末和明末麻城均有军事强人路过有关。元末红巾军首倡者之一的邹普胜，为麻城人，徐寿辉在蕲水(今浠水)称帝后，邹普胜以军功被任命为太师。麻城作为他们的首义之地，给他们的记忆便是元末战乱从麻城始，对他们的记忆影响深刻，独特的战争经历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影响，以致后来被视为故乡的标志。这样的解释在很多情面上都说不通，如果因为邹普胜是麻城人，大家就以麻城为记忆故乡的标志，那明玉珍作为堂堂大夏国的皇帝，应该有更多的人来以明玉珍的籍贯随州作为自己的祖籍地才更有道理。
总的来说，上述三家观点可以说是见仁见智，虽不能完全解释“麻城孝感乡”现象，但也都有自己的部分合理性。笔者在这里试着从文本的考察和移民历史传说的考订角度人手，来看看这个故事是怎么流传开来的，并分时期地来看这个故事在明清时代所具有的不同意义及其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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